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市場需求整體疲軟，各類工業品價格大幅回落，民間投資也開始大幅下滑，實體企業成本高企問題突顯。

在此背景下，國務院日前發布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指出，將從稅費、物流、融資等多方面為企業減負。

據了解，《方案》把降低物流成本作為降低企業成本的重要內容，明確提出，力爭經過3年左右時間，使社會物流總費用占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

對此，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表示，經過努力，這個目標完全可以實現。他說，我國的物流成本仍有較大下降空間，因此降低物流成本將成為此次降本增效的重要源泉，同時這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

蔡進表示，物流成本具有內在的變化規律，與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短缺經濟時期，物流成本處于上升階段。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就高達24%;過剩經濟階段，物流成本處于高位平臺期。這時，隨著經濟發展由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階段，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的背景下，物流成本在較高水平上存在一個高位平臺期;而在經濟轉型期，物流成本則處于回落期。在過剩經濟背景下，產能過剩導致供需矛盾凸顯，“高成本、低效率”問題突出。這時，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降低成本便成為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增速趨緩和要素成本提高，企業規模擴張空間日益縮小，倒逼企業開始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創新物流模式，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現階段，我國的物流效率總體仍然偏低，物流成本偏高。”蔡進認為，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以轉型升級為主線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也正在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企業和社會經濟的效益源泉只有通過提高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來形成新的利潤空間，而物流模式創新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動力，特別是在勞動力、能源資源等成本剛性上漲的背景下，降低物流成本便成了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物流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也貫穿于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因此，無論是將各個環節打通，還是分環節降低成本，都能大大降低物流總成本。

現階段，降低物流成本具有巨大的潛力和空間。統計數據顯示，近五年來，我國物流成本水平總體呈下降趨勢，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從2010年的17.8%下降到了2015年的16%，2016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到14.6%。不過，物流成本雖然一直在下降，但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不僅比美、日、德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倍左右，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磚國家。

此外，我國工商企業物流費用率2010年為8.8%，2014年下降為8.3%。初步測算，2015年這一數字會進一步下降為8.2%。盡管企業物流運作效率和管理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比日本高出3.6個百分點。而這也意味著，通過物流效率的提高，能最大限度降低企業和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蔡進說，通過粗放式規模擴張均攤消化掉物流成本的做法并不可行，降低物流成本應通過創新來實現。他認為，以降低物流成本為契機創新現代物流模式，是企業和社會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通過“推動物流技術、管理方法、組織方式、運營模式等各方面的創新發展，在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的基礎上，使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產業和行業之間以及各地區之間的發展更加協同，才能推動物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實現企業轉型升級。”

蔡進強調，要堅持用降低外部成本與企業內部挖潛相結合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他認為，《方案》強調大力發展運輸新業態的重點是創新兩個體系：一是創新與健全物流標準體系，其創新點在于提高標準體系流程化水平，推動物流與制造、生產與流通的融合發展;另一就是創新與完善城市物流配送體系，從提高物流便利化水平入手，整合資源、優化流程、提高效率。此外，可以通過多式聯運、甩掛運輸和無車承運模式進行更大范圍的推廣。

“外部環境則需要通過規范執法，減輕企業負擔。”蔡進說，應合理確定公路運輸收費標準，規范公路以及機場、鐵路、港口等收費管理，重點是要完善法律法規，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而杜絕亂罰款、以罰代管等現象，關鍵是要加強監督管理;同時，應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的物流成本。

目前，我國物流管理費用占物流總費用的12.6%，而發達國家這一費用比重只有3%到4%。蔡進認為，一般來說，管理費用控制在4%以內是合理的，超過4%就偏高了。我國的物流管理費用明顯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制度性成本造成的。所以，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物流成本也是降低物流成本的一個重點。